不同世界观的文化史家和思想史家中，都曾有人表达过这样一种非常接近的思想：世界上任何一个现代民族中，都存在着两种文化。如果采用一种简化的公式来表达，我想，可以概括为：一种是上层文化，一种是下层文化。这两种文化是同源而异流的，即源于本土的原始文化，在人类社会出现了分工，出现了被称为“劳心者”的思想家后，便逐渐创建了上层文化，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社会成员———民众，则以传承的方式承袭着和发展着本土的原始文化；这两种文化，都形成了各自的传统，对我们现代人来说，两者都是传统文化，但它们之间，既有区别，又相渗透。
具体说到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大体也是如此，一种是上层文化，一种是下层文化。虽然经历过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两次大的文化转型，儒、道、法各派在互相排拒和互相吸收中大大地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，但到了清末，大抵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上层文化，已僵化到了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、束缚自由思想和扼杀创新意识的地步。1840年以后，在西方文化（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）的影响下，一批代表维新思潮的思想家，已经开始反思中国文化的局限性，涌起了一个“西学东渐”的浪潮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于是也大行其道。到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中，一批革命的思想家和文化人，背叛了养育过他们的上层文化，从旧营垒里冲杀出来，他们的旗帜上写的是：反对旧礼教，打倒孔家店，提倡民主和科学，提倡白话文。同时，他们当中有的人执着于借鉴西方文化，有的人则热衷于提倡民间文化。民间文化就是下层文化。民间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。在我看来，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所昭示的，实际上是以民主和科学来整合中国的上层文化与下层（民间）文化，推动中国文化的科学化和现代化。
鲁迅说：民间文化的特点是“刚健清新”。“旧文学衰颓时，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，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。”（《门外文谈》七）“歌、诗、词、曲，我以为原是民间物，文人取为己有，越做越难懂，弄得变成僵石，他们就又去取一样，又来慢慢的绞死它。譬如楚辞罢，离骚虽有方言，倒不难懂，到了杨雄，就特地‘古奥’，令人莫名其妙，这就离断气不远矣。词曲之始，也都文从字顺，并不艰难，到后来，可就难读了。”（《致姚克信》1934年2月20日）文学如此，文化莫不如此。当一种文化到了快要僵死的时候，摄取民间文化或外国文化而获得一个新的转变，也是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的。
在过去的一百年间，“五四”先锋们开启的中国文化整合方向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承继。虽经几代人的呼吁和努力，下层文化也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拯救和认同，但应当坦率地承认，进展并不都是很顺利的，道路也不是笔直的；即使有一些人在做，也往往是孤立无援，得不到社会重视甚至承认。近邻印度人的《摩珂婆罗多》的出版仪式，曾列为当年国会的大事。在我们，《格萨尔王传》何曾得到过这样的荣耀？恐怕连许多文化史家文学史家也是没有接触过的。近50年来考古学的发现，改写了中国的上古文化史，使中国文化起源的“多元论”成为不争的结论。但考察中国文化研究界，似乎并没有从考古学的发现中得到多少启发，仍在固守着先祖们的家业。远的说，汉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，是融合多民族及其文化的结果；近的说，中国由于多民族的构成，其文化（有的民族也有上层与下层之分），也是多元一体的文化。而下层文化的发展，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上层文化的影响，民族之间也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或强或弱的文化（包括外来文化）交融，不论发生怎样的影响和变化，从总体来说，下层（民间）文化虽然有某些惰性，但它从来是生生不息、富有活力的，而且至今仍然有其较为独立的品格和体系。多少民俗学家和文化人类学的调查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抛开或忽略下层文化，特别是多民族的下层文化及其交流与融合，忽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，去谈论和研究中国文化史，越来越显示出其研究的片面性和保守性。
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，中华文化是唯一没有断流的文化。而一个悠远稳定而不断创新的文化传统，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不断前进的内驱力。“五四”运动举起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，在21世纪，仍然是我们传统文化整合与研究的圭臬。
流布于民间的下层文化，对于我们当世的知识界来说，所知者甚少，而未知者则甚众。而要以民主与科学为指针整合中华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，文献资料和书斋研究固然重要，但相比之下，首当其冲的还是要深入到民间去，深入到下层民众中去，去采集，去观察，去调查，去研究。这就急需吸取新兴的人文学科如文化人类学、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的方法。
（本文系为学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“三足乌文丛”写的总序的摘要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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